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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介入乡建:理想与苦涩

时间:2021/07/21  

  湿热的夏天,景德镇的江西画院美术馆内,一场名为《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的展览,正在举行。

  这场将持续到8月22日的展览,呈现了过去十年中国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等力量介入乡村建设的多样化实践。他们从自身专业背景出发,在各地农村进行文物保护、民居改造、旅游规划、环境治理、民宿运营、社区营造及产品开发。

  这一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探索,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而被称为“新乡村建设运动”。虽然这两轮乡村建设运动前后相隔大半个世纪,但今天的中国,乡村建设更有着某种迫切在高速城市化之后,大量传统村落逐渐消失、凋敝,需要对农村命运何去何从做出回应。

  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左靖,因2010年代初在安徽发起“碧山乡建”、率先以文艺介入乡村建设,而被视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和网络中心人物。

  碧山是皖南黟县的一个村庄,以具有粉墙黛瓦、天井庭院等特征的传统徽派建筑和田园风光而闻名。2010年前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曾经活跃于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左靖,带领安徽大学学生调研黟县的民间手工艺。这次“百工”调查,成为他介入乡建的原点。

  第二年,左靖和搭档扎根碧山,以“另一种艺术体系和一种基于文化的策略,来推动社会运动和被忽视的乡村地区的重建”。他在这里获得了一处闲置的废旧徽派民居,将其重修,安上现代设施,但又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建筑的结构和外观 这个在2014年修复完毕的徽派老屋,被命名为“碧山书院”。他们在这里接待那些对碧山的乡村生活与工作感兴趣的人,并邀请许多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文化人士造访碧山及邻近村落,进行实地研究与合作。

  2011年,他们在碧山举办了第一届“丰年庆”一个旨在激活村内公共文化生活的国际艺术庆典,有表演、电影和纪录片放映、研讨会、展览以及乡村建设主题的学术讨论,多个国家的艺术从业者、文化评论人士和乡村研究学者参加。

  在中国城市化最狂飙突进的2010年代初期此前10年,中国的村庄从360万骤减至270万;与村庄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些构成传统中国文化根基的艺术、工艺、礼仪和社会习俗第一届“丰年庆”的成功和碧山的乡建被广泛报道,让那些不甘于被城市化裹挟、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抱有温情和兴趣的人,找到了一个兴趣凝结点,他们络绎不绝慕名前往碧山。

  这之后,他们在碧山持续探索了乡村建设的各种可能。左靖的搭档王勇租下了建于1964年的老供销社,将其改造为拥有零售、餐饮和展览的空间,命名为碧山工销社,陆续做了《早春二月,从百工民艺到设计日常》》《向日葵下的拖拉机》和“方志小说”等展览每个展览都与乡村有关。

  再后来,享有盛誉的南京先锋书店,在这里开设其第一家乡村书店碧山书局;日本选物店D&Department在此开设中国首店,展陈售卖来自日本的“长效设计”产品和碧山当地的农产品、竹编,以及用中国土布制作的环保袋。

  碧山工销社、D&D黄山店、碧山书局、猪栏酒吧碧山的独特文艺气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村民开设的农家乐、民宿、商店、研学写生基地,也层出不穷“碧山”逐渐成为一个文艺新地标、一个符号、一股潮流。

  为了探讨乡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2012年,左靖主编出版了《碧山》杂志书,“重新梳理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位置”,以此为源头探讨展开传承与创新行动的可能。持续出版至今的《碧山》,成为集结同侪的阵地。

  在碧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16年后,左靖开始涉足其他地区的乡建,先后发起贵州“茅贡计划”、云南“景迈山计划”和河南修武县“大南坡计划”。

  在推进这些项目的过程中,他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外迁,传统村庄凋敝、房屋年久失修、社区公共生活的沉寂与付之阙如,需要活化村庄;另一方面,他还需要狙击那些企图到农村进行雄心勃勃“开发”的资本。

  “每确定做一个项目,我会针对地方的不同资源,动员一切可能调动的社会力量,创造性、策略性地为地方提供一套文化梳理、出版与展示的方案,从而为地方嫁接更多的可能性。”左靖将他这些年的乡村建设方法论概括为:“服务社区、地域印记和城乡联结”、“关系生产、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以及“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

  但这套乡建方法论背后,也凝结着艰辛与苦涩:左靖先后遭遇村民毁约、委托方赖账拒绝支付尾款等一系列挫折。

  好在他并非孤军奋战。在他们尝试各种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也开始介入乡村,以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方法,探寻乡村保护与建设的各种可能,形成了21世纪的乡村建设新浪潮。

  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艺术系教授王美钦认为,不同专业人士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标志着当代中国艺术创作、呈现、传播与讨论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变”。

  左靖也从这些遭遇中逐渐领会出当代乡建的边界: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能做到什么程度。但他发起碧山乡建之初的那些理想主义色彩,坚挺依旧,“如果能在这(乡村建设)方面做出一种经验,这个经验又是可以推广的,而不仅仅是靠几个人做社会各界都可以为乡村贡献一份力量,很多人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怎么通过我们的方式告诉他,这是人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从碧山最初的很多设想来看,除了文化,甚至会考虑到教育、医疗、社会,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试验色彩,但是钱从哪来?

  左靖:没考虑钱的事情。碧山乡建完全是我们自发的,自己找钱,这跟后来做的很多项目都不一样现在叫“项目”,有项目就有委托方。那会儿,只是认为这个事应该做,就用自己的力量或者去找支持资源来做。

  左靖:刚开始我们做乡建,还是低估了乡村的复杂性,在很多关系方面,都遇到了困难、甚至冲突。不过,跟一般村民没什么矛盾当然,最开始,他们帮我们做点事情,都是当作一种雇佣关系。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模式:城市人与农民隐含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村民用这种思维定式看待城市人到乡村来,他觉得你来是有所图、是做生意的。所以,一开始他们叫我们“老板”。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认识到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做的事情是有公共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

  左靖:第一届“丰年庆”做完以后,他们就了解到,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只是因为热爱这个地方,想为村子里做点事情。

  所以,做乡建还是要扎下来,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性,村民会了解你做什么,所有的问题慢慢都会迎刃而解。当然,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你。我们的到来,让一些村民受益,比如村口的农家乐,我们带来了朋友、客源;但也许农家乐附近的人家,并没从中受益,反而车马喧嚣吵到他。你做一件事,让一部分人获益的同时,恐怕某种程度上也会让其他人受到干扰、损失,这个平衡点不好把握。

  左靖:说实话,我们团队不太擅长与村民打交道,我们与村民的联结是比较弱的。后来在贵州茅贡,我有一位合作人,也算是委托人吧,叫任和昕,他在地扪做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任馆长是当地人,前《南方都市报》记者。他还有个身份是当地政府的顾问,他相当于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翻译”给政府,政府这一端基本上是他来对接的。从贵州以后的项目来看,我们主要的工作发掘在地文化、改造传统建筑,再通过展览和出版等方式和手段,让当地居民重新认识这个地方通过做的这些事情,慢慢去影响村民。但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当然,后来的大南坡项目又改观了,这又是一个特例。

  经济观察报:从碧山开始到现在,你做乡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论: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这个模式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左靖:“三个生产”的提法,是在做贵州茅贡项目时提出来的。茅贡的经验,应该叫“乡镇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替代。它的本质,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一种模式镇没有任何特色,但它周边的村庄是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那就把所有的资源、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全部放在镇上,不让资本进到村里,使镇成为阻挡不良资本侵扰传统村落的屏障。然后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这个集体经济可能在村里,也可能集中在镇上来提振这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你可以到传统村落去观光、旅行,但必须回到镇上住宿、消费。

  经济观察报:但你挡得住资本进村吗?假如我是某个传统村落的村民,当我看到可以赚钱的机会,我就有动力把我的房屋装修、用来做民宿或者餐饮,你怎么能说服我不这么做?

  左靖:这个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比如,通过发放营业许可证的方式,来控制村里的业态。因为一个村里发展民宿餐饮这些商业业态,也是不平衡的,一般是村里有势力的家庭,或者是市口、位置比较好的人家来做。我们为什么谈到集体经济这个概念?我说阻挡不良资本进村,但村民要想改善生活、致富,你是挡不住的。他们可以做,但是应该用集体的方式来做,而不是因为你是村支书的儿子、你的位置比较好,你就从中受益,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应该是大家一起集资来做某件事,用集体的方式,而不是个人的方式。并且,村民如果想做商业,也可以到镇上投资,可以和外来资本合作。

  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实施,或者说,只是一个试验。我们这样想的初衷是,这样是否可以让这些传统村落保持它原来的样子,不要因为资本的到来而对村落的资源过度开发。因为这里遍布着中国传统村落茅贡所在的黔东南州黎平县,是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不像别的普通村落,比较粗放。传统村落需要保护,政府在这一块要有所作为,不能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又管。

  经济观察报:如果把资源都投在镇上,原来的这些村落哪有资源进行维护更新呢?

  左靖:这有个反哺过程,镇和村形成互哺关系镇上的产业、市集、服务业,也都是周边村民在做,镇是个集散中心,村镇的距离一般并不是太远,可以自由安排工作和生活。

  左靖:浙江温州泰顺县下面有个徐岙底村。有个很有名的民宿品牌,叫墟里,来做徐岙底整村的运营,邀请我来做一些文化梳理的工作。

  经济观察报:既然警惕资本进村,那你第一次接受企业委托的乡建项目时,内心有过犹豫吗?

  左靖:没有犹豫。我的委托方(想做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墟里主理人是一个很有情怀的民宿从业者,她做民宿和其他商业资本做精品酒店不太一样,她是把民宿运营和社区营造结合在一起,考虑在地的发展。这种价值观跟我们是吻合的。这个项目比较短暂,也就做了一年时间,大约是2018年左右,我们帮她做了一些地方的文化梳理和文化输出。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对资本进村有警惕,但你也有谈到,过去的乡村建设,知识分子得了名其实没做什么,而实业界人物做了事却没得到公正评价。

  左靖:南京大学的马俊亚教授有一篇文章《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他主要指的是实业家最早是张謇这代人,他们在实业救国的风潮下,在乡下做了大量实业建设,做了很多知识分子乡建派学者想做而没做到的事,但有社会影响力的全是梁漱溟、晏阳初这些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话语权。这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一直讲,不要夸大文艺乡建的作用。乡村建设真正应该是全社会各种力量、尤其是实业界的力量去参与。

  左靖:基本都是政府委托,主要是县一级政府。贵州那个算是一半政府委托,另一半算是我们的创新你到地方说乡镇建设,谁都不知道什么是乡镇建设,我们就提出解决方案:先建设这个镇,也用了一部分政府的资金做建筑改造、做展览。但我们提出的乡镇建设这个概念不在政府的评价系统里,所以得到政府资助比较少。必须把乡镇建设和政府所倡导的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在一起、必须套用它的话语体系,才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你别出心裁提出一个什么概念,是完全纳入不了他的评价体系中的。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委托你们做乡建项目,能从中感受到某种共性的趋势吗?

  左靖:大的背景是,这几年的国家政策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持,也在以更积极的方式主导着乡村建设的实践方向,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到各地都开始重视乡村振兴了。

  修武县的“大南坡计划”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力,是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的有县里主要领导的支持、村民很高的参与度、合作团队补足了我们过去的不足,比如村民动员、社区营造。人一定是活在大的政治情势下、社会潮流中的,跟时代紧密相关。

  左靖:财务上,碧山是没法平衡的,都是投入。碧山还在做,只不过主要是守成的概念,营收维持日常运营没有问题。有些展览和出版,需要从别的项目挣的钱里来支取费用。我们团队的人不多,也不敢招很多人,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控制风险。

  比如,在贵州茅贡,地方政府无法理解你是想通过乡镇建设来保护传统村落,他没有任何资金去给你做这样一件事情。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再比如,云南普洱的景迈山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展览要严格按照申遗的文本来做,而不是像我之前做的那些展览通过地方文化的发掘,用一种能为村民接受的艺术表达方式,让村民去了解他所在的这块土地上的建筑、村落、历史、文化、礼俗等等,把展览作为一种乡土教材,让当地居民通过我们的视觉传达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产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上个月刚刚开过展览方案评审会,专家认为,我们的展览方案不行,必须按照申遗文本的要求。申遗展览有自己的规定动作在山下有一个遗产展示中心。但我的想法是,山下的展览按申遗文本的要求去做,跟我们山上展览的乡土文化发掘,以比较艺术化的形式结合起来,可以呈现一个多元面貌的景迈山,在我看来是更有意思的。但这个创意被否决了,专家们认为,山上和山下的展陈,必须是一套完整的遗产阐释体系,展览必须要完全服务于申遗这个目的。目前我们正在根据专家的意见在修改方案。

  乡建项目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有地方,项目尾款就没给我们他会告诉你,你的项目没有经过验收,就等于把该给你的钱赖掉了。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当然,我无所谓,我做项目也不完全是为了钱。但尾款不好结算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讲:国家一再讲,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可地方政府往往在文化方面的投入非常少,而在硬件、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大,盖了很多房子,但很多都是空的。这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我每次跟政府谈都讲,文化一定要舍得投入,不能只做物理空间、盖那么多房子,而不考虑里边放什么东西。我们的做法是,从内容推导到空间先想好做什么内容,再做物理空间,而不是先呼啦呼啦盖一大堆房子,然后再来找内容去凑、去填。但要让现阶段的中国基层政府认识到文化投入的重要性,太难了。

  经济观察报:政府的委托很重要,但你是否担心权力的副作用?比如打着乡建的名义做景区开发,把原住民迁走、或者赶居民上楼。

  左靖:我们没有遭遇过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事,我们是不会参与的。当然,把村民迁走这件事,要分情况,是因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很差而把村民迁走,还是因为商业开发把居民迁走,是两码事。所有的商业开发都不希望有原住民住在里边,因为太麻烦了。为商业开发而把原住民迁走,我们是反对的。

  经济观察报:目前做的这些项目中,你觉得最成功和最失败的、或者说最不理想的,分别是什么?

  左靖:我不想用成功和失败作为我做这些事情的评判标准。最不理想的,碧山算一个在碧山,我们遭遇了几乎所有最糟糕的事情,但我们还是撑下来了。外界都不知道,或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然,现在碧山做手工艺、做民宿、作经营,都没问题。

  执行比较顺利的,是河南修武县的“大南坡项目”,是个特例。天时地利人和正好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再一个就是修武县委县政府提倡美学经济,美学和艺术关系密切;第三,我们的联合团队比较互补,补足了我们跟村民联结度弱的缺失;第四,村民参与度高,满意度也高。这就使得“大南坡计划”进行的比较顺利,短短一年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尤其是中央媒体的关注。

  左靖:当然。所以,我说没什么失败不失败的。因为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白做的。比如,因为碧山,我们出版了《碧山》杂志书。因为碧山做的比较早,影响了很多人,他们开始投身到乡村建设工作中。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并不是它改变了一个地方多少。我一直不觉得文艺乡建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我一再讲,媒体夸大了文艺乡建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但这件事情又是必须要做的,且又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润物细无声文化是靠浸润。这才是它最核心的价值。

  左靖:以大南坡为例,我们合作的团队把中断了43年的怀梆剧团恢复起来;通过动员村民捡垃圾、零废弃理念的灌输,以及乡村儿童的美育教育、体育活动的开展,至少很多村民的凝聚力和幸福感是提升的。有这么好的文化环境比如村子里有家方所书店,这简直不可思议,对孩子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影响。也许有人会说,你在村里开书店有什么意义?有人会买吗?但你有没有想到,很可能一个书店会改变一些小孩的命运。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验我小的时候,放学后就会常跑去县城的新华书店,拿本书靠着柜台看书店对小孩太重要了。

  还有,我们和广州美院、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向全国招募做美育教材的团队,来一起做县域范围内以美育为特点的乡土教材,按季节做一些儿童美育教程。这一切肯定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说白了,我们这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最适合做的,就是教育我们做展览、做出版,其实就是做教育。怎么去发掘地方文化,再用好的方法表达出来,让当地人感受的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重视做展览、做出版的原因要传播我们的工作方法。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乡建、或者从中得到经验。乡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肯定要全社会力量的动员。

  经济观察报:你在不同地方做乡建项目,空间跨度挺大,回头再集中看,会有什么感觉?

  左靖:值得做的事情太多了,但很多社会资源其实是被浪费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高校教书育人,每年都会安排学生下乡社会实践,但往往批改个作业就完事了,社会转化率很低。也就是说,这些社会实践不太可能为社会做实际的贡献。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出经验,这个经验又是可以推广的,而不仅仅是靠几个人做乡村建设是全社会动员的一件事,社会各界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做,如何通过我们的方式告诉他(怎么去做)、人人都可以为乡建贡献力量,这是我们的价值。

  左靖:对。一般准则是:县里主要领导要支持,或者委托方对你比较了解、对你的工作比较认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左靖:说实话,我不是太挑地方。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并不能因为它没有丰厚的历史和人文积淀,我们就把它放弃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精彩,就看你怎么去做。当然,如果你要做特别商业化的,比如民宿、酒店,那确实要考虑它的交通、区位、风貌、资源;如果你是做乡村建设,目标地不是第一需要考虑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除了你自己做的乡建项目,从最近你在景德镇做的展览来看,新乡建的探索在中国几乎是遍地开花,有很多力量开始介入这个领域,你认可“新乡建运动”这个提法吗?

  左靖:概念与否无所谓,但确实有这样一批人在用各种方式做乡建。景德镇的展览,重点是建筑、文艺、民宿、社区营造、民间手工艺、社区支持农业这几个方向,但实际上乡建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像李昌平他们做的内置金融等等。每个人基于他自己的背景、资源、他所擅长的部分,他介入乡村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乡村的多样性,也导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形式。我只是把我比较熟悉的案例拎出来,在景德镇做一个展示。

  经济观察报:从碧山开始,你投入乡建已经超过十年,从你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一轮的新乡建有哪些特点?

  左靖:首先,大家都在摸索。因为没有前例可循,尤其是建筑、文艺这样的方式。刚才我介绍了我们的例子在接触乡村之初,遭遇到的挫折、然后怎么提出自己的想法、怎么小心翼翼的跟政府合作,我相信其他介入形式的乡建,肯定也有类似的历程。

  比如,建筑师。现在的建筑师全是西方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乡村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介入乡建都是从零开始。有的建筑师比较适应乡村工作,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也发展出一套工作方法建筑的乡村建造和城市建造不可能划等号,乡村建筑建造包含的内容可能更多,建筑前、建筑中、建筑后,他肯定要和政府村民沟通交流,还要考虑地理条件、气候等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然,也有的建筑师,有些东西是不碰的他只是把建筑做好,建成后怎么样,他是不碰的。甚至还有建筑师,干脆就觉得,建筑师去乡村工作是可疑的,可能会对乡村造成破坏,他跟乡村的关系只是一种艺术介入的关系。马岩松就是这样,他在越后妻有三年展做光之隧道、在浮梁做大地之灯,都是艺术的方式,不是建筑。每个建筑师都不一样,有的在乡村介入的很深,有的介入比较浅,有很多的差异性。

  当然,也有建筑师有比较好的探索。像王求安,就被我称为“赤脚建筑师”他特别平民化、完全和村民打成一片。他跟政府合作,说服村民自己拿钱自建房屋,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做一些政策上的倾斜;他通过设计,来改善建筑的功能、提升建筑的审美,地方政府和村民非常欢迎。

  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师朱竞翔。他在乡村做建筑,有一种灵活多变的营造策略。比如,他的建造是可逆的、预制的、低成本的,他设计了一些模块以适应不同乡村建造的需求,特别适合在乡村不太稳定的区域做一些功能性建筑。

  经济观察报:从建筑切入乡建,是不是太晚了?毕竟经过这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乡村的传统建筑已经拆的差不多了。

  左靖:整体来说,大部分乡村建筑已经被破坏了。土改、文革、城市化、异地重建这些运动、准运动,把中国传统村落、传统建筑的百分之八九十给毁了。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比以往所有的破坏都要多得多,而且很多是老百姓自发拆了(老建筑)盖新房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百姓也想过好日子,以前的房子有些确实不太适合现代人居住。而且,这些普通民居,老百姓没有力量去保护、做相应的改造。这是历史造成的,当然也有人的因素在,还跟土地制度有关系。

  但只要你开始做乡村建设,就没有什么晚不晚的。这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现在还不做,那确实是晚了。中国太大了,农村的分布特别广,尤其是山区,还是有一些能够去挽救、改造的建筑,还是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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